“侯门”深深深几许-----回放侯耀文生前最冗长的专访

你爸是谁？我爸是侯宝林。哎呀，你不早说，就这样了，就是你了。

 盖棺才好论定

侯耀文有一次访问日本，在电梯里跟人发生争执。

“那个日本人吓一跳，他以为我不懂。”侯耀文说。

“中国相声师第一”，与其说是侯耀文的自我认定，不如说是他内心的一个目标。因为出身“侯门”，他就有了“侯门”对于相声艺术的标准和要求。

最近干什么？就是忙，全是单位的事儿。没有我个人的事儿。

演出、创作、开会、总结、新的工作计划。很多事都是我自己打理。

有没有经纪人？我没有经济，要经纪人干什么？

我遵循的道路，不是一般相声演员追寻的道路。我受的相声教育是最高等的教育了，因为我守着那么一个爹。我爹告诉我，你要成为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外交家、杂家，我是按照这个水准来规定我的行为的。

我父亲的位置是怎么来的？不是红头文件批下来的，不是委派的，也不是选举的。他是靠多年的艺术实践，在观众心目中慢慢形成的。作艺，做人，影响力是慢慢积累的结果。

我跟我父亲接触的时间比较长，我曾经目睹他发展的过程。他是从舞台表演方面成名的。舞台实践过去，他开始总结艺术理论，开始出书。之后又开始带学生，最后才对相声进行评价和指导。你明白我说的这个过程吗？第一，他是相声表演艺术家；第二，他是相声作家，因为很多相声作品要自己写。有了表演和写作的经验以后，他才能成为相声理论家；成为相声理论家之后，有了实践，有了作品，有了理论，他又成了相声教育家，乃至相声评论家……表演艺术家，作家，教育家，理论家，评论家，具备了这些才形成一个“大师”。

这五方面，大家是公认的，是缺一不可的。有时候我们爱看表面现象，比方说这个人现在很红，很火，就认为他可能很了不起了，但那可能就是一时的，他自己说的相声究竟为什么火，可能他自己都不明白。所以现在，五家集于一身的人还没有。五项中占两项已经了不起了。特别是教育和理论，这两项早期还不能做，早期做了以后容易失准和误人，因为你自己还没完备。

这需要一个历史时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的检验，所以不要轻易去册封什么人一个东西。

相声界大部分人是养家糊口、挣钱吃饭的。把相声提到中国的、民族的高度，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我估计没多少人，大家往往是打一枪就跑，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来做这一行的。

不要当匠——相声匠，要争取当帅。我现在认为郭德纲是一棵树，非常好的紫檀树。但我不希望他长十年，里面就已经开始发空。虽然紫檀这个品种很好，但我希望他能长成大杨树那样，又粗又高，根深叶茂。紫檀木没有大的料，长到十年就开始裂了，我们艺术上不能这样。在人才方面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参天大树。

谁红火，谁权力大，谁就应该是头把交椅？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在艺术门类上，很难说谁第一，谁第二。实际上我们对一个人的认定，是看他到底做了多大贡献，这些贡献本身能不能被大家接受和承认。另外，他有没有历史功绩，不能完全以大众标准衡量艺术，我们的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但是大众标准与专业评价，的确不是同一个角度。

现在有很多人，传媒也好，大众也好，很容易就给某人扣上一顶桂冠。我觉得不好，第一不会有什么效果，第二还会误导。比方说在我们同行当中，我们都清楚谁是怎么回事，他有多大本事，他有多少东西，他都干过什么……我觉得从舆论角度讲，结论到最后才能谈。

最后是什么时候？就是在盖棺论定的时候。

当侯宝林儿子

６月２５日。侯耀文去世第三天。

“侯耀文去世”的新闻专题在各大网站后撤。

对侯耀文的关注焦点由“英年早逝的惋惜”转到“千万遗产分配成谜”。

说四十年在舞台历练的侯耀文性格内向，很多人会诧异，但他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只要下了舞台，他就愿意安静着：“从小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我们说相声的人，凑到一块儿，我居然间能觉得乱，我会自个儿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待着去。”

小学三年级，我在东单一个公园里边玩。赶上长春杂技团在那儿演戏，搭一个大棚演杂技，当时看完杂技，我差点跟人跑了。那时我就想练杂技去，反正不管干什么，总想自个儿离开家。

小的时候，我出去人家就都知道我是谁。这有好处，但更多的是压力。特别是从事相声专业之后就坏了，见面就是——你得好好跟你爸学呀，你得想法超过你爸——这就不敢点头了。

相声是我偷着学的。当年，凡是外地进京的相声演员，没有不到侯家去的，只要人家来，在我们家吃完饭，我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听人家聊天，所以从小就很了解相声。

我是１９６０年开始说相声，１９６５年参加工作。当时父亲很不愿意我那么早参加工作。他特别希望我们能够认认真真读几年书。他对文化要求特别高，因为他带研究生，他从他那个高度来看相声这个专业。所以也算叛逆了一回——我就是没听话，很早很早就工作了。后来也一直没上大学，所有东西都是后来自己学的。

我考铁路文工团的时候，来了四十多个孩子。我唱了首《北京的金山上》，还说了段快板。人家说，你不行，你结巴，去那边等着去吧。

当时学校里一个说相声的搭档来考相声演员，所以他应考时必须带着我。表演完了，一位指导员说，就那孩子了，哪儿去了那个孩子？

我那会儿晒得跟黑贼似的，天天打篮球，穿着小背心小裤衩。我自个儿还找呢。

人家说别找了，就是你，你姓什么？我姓侯。

你们家有干这个的吗？有。

姓什么？我说这不废话吗，当然也姓侯啊。

在哪个单位？广播说唱团。

你爸是谁？我爸是侯宝林。

哎呀，你不早说，就这样了，就是你了。

我爸不同意。团里去要人，让我爸给蹶出来三回。但最后架不住磨，还是答应了。

我跟我爸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爸病的时候，得胃癌做完手术，什么都吃不了了，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吃冰激凌。我当时想最好的冰激凌就在友谊商店那儿。我说好吧，我从三○一医院出来，开车到友谊商店，８块钱还是１６块钱一个球儿，忘了，反正我买了一盒。当时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我还是怕冰激凌化了，就把车顶打开，把暖风关了，冻得连方向盘都快把不住了，从友谊商店一直开回医院。我说您吃吧，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说了价钱。他说太贵了。我爸是挣大钱的人，但是他从来不挥霍。

坐火车就是休息

６月２４日，忙于侯耀文治丧事宜的中国铁路文工团副团长孟卫东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从１９６５年到铁路文工团工作，四十多年来，侯耀文一直在跑。每年最多的时候，他下地方和基层演出有上百场，中国十八个铁路局，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铁路职工看见他就跟看见亲人似的。”

“侯耀文治丧委员会”为方便侯耀文的热爱者表达挽悼之情，特别设立了吊唁电话。

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在半天的时间就接到五百多人的吊唁，很多人是哽咽着表达自己的心情的。　　“有一女孩儿，二十多岁，她说她是看着侯耀文的相声长大的，她的话让我们还真不敢相信。”

即使工作繁忙，５９岁的侯耀文每天也会保持差不多９个小时的睡眠。

“坐火车就是睡觉。在车上晃哩晃荡的习惯了。我在铁路４０年了，现在有时候在家不晃荡还不行了。最累的时候，累到什么程度呢？我有胃病，胃病检查之后，居然是阳性，就是癌症，所幸的是我父亲给我吃一种药给治好了。”

打我到铁路工作，我就老往下边跑。铁路局、分局，还有工厂、农村，去的地方数不过来了。

相声艺术家也要有历史感，在舞台上这一会儿，由观众评论；人的整个一生，要由历史评定。

对相声艺术家的评定不归媒体评论，也不归上级领导。归观众吗？观众喜欢你，但是观众丢弃你的时候也毫不吝惜。就像法国总统戴高乐，他带领法国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但是二战结束了，法国民众选总统不选他了。人其实非常实际。

我父亲是在过去的时代成就自己的，他和我们有几个不同，一是历史时期不同，二是个人能力不同。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大环境里，你不可能逃脱，也不可能回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受到历史的制约。

所以我们每一代人和每一代人所从事的专业是一样的，但是性质有所变化，内容有所变化，标准也有所变化。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赶上历史变革时期，１９４９年是一条线，那会儿国家的要求、政治的要求、民众的要求，民众对相声的认识、欣赏的水准，都和我们今天不一样。

但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的标准基本相似，我父亲讲，相声行业内的五个家是单项的——要想成为“大师”，就要具备另外五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有就是杂家。

一个相声演员，你喜欢他可以，甚至再严重一点，推崇他也可以，但是不要册封他。要给他时间，给他空间。我父亲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推崇的、公认的领军人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他没有把这个专业作为他自己名利的阶梯，他把它当成自己一个事业，这是将来检验我们这些人成败的一个标准。

侯耀文的去世是中国曲艺界的重大损失，侯耀文是曲艺界的一面旗帜。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刘兰芳

笑星不笑

五年不到，继高英培之后，中国相声界失去了马三立，失去了郭全宝，失去了马季，现在又失去了侯耀文。中国相声界英才屡折，“中国相声”何处去，又成了中国媒体温习的功课。

去年底马季去世后，１２月２９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采访结束时，侯耀文握着记者的手说了一句话，现在想来像是谶言： “从来没对媒体说过这么多的话，希望能跟你建立长久的关系，没事儿去我那儿玩。你们要关心相声就要真正关心，不能等到死了人才关心。”

６月２３日，侯耀文突发心脏病猝死，享年５９岁。

北京昌平沙河玫瑰园别墅，因为侯耀文的突然辞世一夜之间天下尽知。从傍晚开始，生前好友及记者纷纷赶来。悲伤难抑的侯耀华被媒体狂追难以停车。侯耀文的大弟子郭德纲远在合肥录制节目，闻听噩耗仓促返京。郭德纲抵达沙河玫瑰园别墅的行程及表情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远在日本的姜昆隔海向新闻界表达了自己的哀思，此后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逢到丧仪之时，比如马三立，比如郭全宝，比如马季的辞世，记者的追逐就让笑星姜昆成为不笑之星。

生性内向的侯耀文这一回是真正地远避喧嚣，安卧在北京第三医院寂静的太平间里。不久前，歌手谢东吸毒事件如同现在的侯耀文离世一样引人瞩目。

作家王朔在博客曝料称：谢东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私生子，指责侯宝林之子侯耀华，称其全家对惹上麻烦的弟弟谢东不理不睬的做法“不地道”。

王朔对侯耀华叫板说：“谢东这事你要装糊涂，躲，从今后你也别出来混了，出来就啐你，没你这哥，连你那文弟一起啐！你信么？”

在媒体喧嚣声中，一直没见侯家兄弟的回应。

去年底那次采访，侯耀文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就我个人性情来说，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

无论毁誉，对侯耀文来说都已是身后事，现在他可以安享太平。２３日晚间，一场突来的倾盆大雨，使沙河玫瑰园别墅３０号及北京第三医院的太平间恢复了短暂的宁静。

五年不到，继高英培之后，中国相声界失去了马三立，失去了郭全宝，失去了马季，现在又失去了侯耀文。中国相声界英才屡折，“中国相声”何处去，又成了中国媒体温习的功课。

６月２３日，记者的采访机一直放送侯耀文生前的声音，这是南方周末记者对侯耀文生前的访问录音。

马季离去，相声界群龙无首的喧嚣使惯于在舞台下独处的侯耀文面对了一次采访。在那次长达三个小时的访问中，侯耀文回答了很多问题，也披露了他的个人心迹。当时这些声音只有三分之一的部分被发表，更多的部分沉睡在录音磁带里。

那天约定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的长安大戏院见面，侯耀文迟迟未到，一遍一遍地打电话询问长安大戏院怎么走。访问的地点是他定的，竟然会找不到地方。“我在这方面是弱项。”一小时之后见面，侯耀文一直在道歉，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绒夹克，拉链拉得很高，竖起的衣领几乎遮住脸，头上是一顶长檐的黑色贝雷帽，手里拎着一只放了半缸茶叶结着茶垢的大茶缸。他面相苍老，态度平和。

［相声谭］马东眼中的马季

“他特别怕别人说自己是艺人，他认为自己是党的宣传工作者、文艺战士。” “这个传言起自哪里，现在大家讳莫如深，因为涉及到许多前辈，我们就不愿意再回过头来翻这些旧账。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父亲打侯先生，没有这回事。社会上流传说我父亲在‘文革’当中打过侯宝林先生，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 “他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是一个不肯表达自己的人，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即便是跟家人，也不透露内心的隐伤……”

○“他特别怕别人说自己是艺人，他认为自己是党的宣传工作者、文艺战士。”

○“社会上流传说我父亲在‘文革’当中打过侯宝林先生，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

○“有时候他会很看重荣誉，但有时候他又会不在意。”

○“他是一个幽默感极强的人，但即便是跟家人，也不透露内心的隐伤。”

———央视主持人马东这样看待父亲马季

2006年12月20日，马季因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72岁。

马季辞世的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发来唁电：“惊悉马季先生逝世，深感悲痛，谨向这位给群众经常带来欢乐的老艺术家，表示敬意。愿他独具风格的相声艺术，和为观众喜爱的音容笑貌永留人间。”

12月24日，早上7点左右，数百名群众在中日友好医院门口为马季送行。8点40分，马季遗体抵达八宝山革命公墓，上万名群众自发赶来参加马季先生的追悼会，民众中有人打出横幅：“马季您走好。”“笑星陨落，欢乐长存。”

2007年1月1日，在马季辞世两周之后，马东沉浸在对父亲的思念中。

父亲隔断了我和相声的接触

马东开始形成记忆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时间是1972年。

那时候对父亲的认识是，“除了知道他是我父亲，其他都不知道”。

幼年的马东对父亲是干什么的根本没概念，只知道他朋友很多，经常把各色人等带回家，聚在一起嘻嘻哈哈，走马灯似的来，走马灯似的去。

马季带回家里的朋友大都是广播说唱团的一些老人儿，唐杰忠、赵连甲、李文华、郝爱民是家里的常客。那时候人们经常“串门”，吃东西，聊天，很随意。

马季最初是住在北京西城马相胡同一带，西直门内大街附近的一个大杂院。

那时候，马东在上幼儿园，父亲很忙，很少送马东到幼儿园，偶尔一两次去送，马东就记得格外清楚。

“那时候没有电视，认识他的人也不多，偶尔碰到认识的人，就会打招呼，我去幼儿园的沿路跟他打招呼的人会很多。那个时代没有明星，即使你是一个抛头露面的相声演员，很有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围着，或者怎么样。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点头，用点头表示一种善意和尊敬。”

1987年，马东去了澳大利亚：“当时是出国热，父亲很愿意我出国。因为父亲在13岁的时候，有过一段离家的日子，他是去上海学徒。他可能觉得一个男孩子离开家，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好处的。”

在澳大利亚，马东从事的工作和相声没有关系，和电视也没有关系。

1994年，结束海外漂流，马东回国，开始新的生活。先在电影学院念书，念完书以后到了电视圈，先在湖南卫视主持谈话节目《有话好说》，因话题锐利而被取消。马东转道北京，加盟央视主持《挑战主持人》和《文化访谈录》。

记者：还能记得第一次看父亲说相声的情景吗？

马东：我没有看过，其实。我看到父亲在剧场里演出，大概已经20几岁了，那是1994年，在澳洲。因为我小时候，他是不让我到剧场去的。那时有很多相声演员的子弟、家属会常年在后台玩，在剧场里面玩，我是不会的。他是不会让我去他演出的地方，也不会让我去他工作的单位玩。

记者：对他工作的地方，你也没有好奇吗？

马东：会好奇的。那时候他们经常会去电台，去录音，录音其实就是把一个相声录成磁带，然后在电台里面反复播，那时候相声的主要传播手段是电台，所以经常会去录音。当时我们住在北京的西直门附近，离月坛很近，月坛原来有一个很高的发射塔，父亲以前就给我讲，电波就是从这个铁塔里面传出来，再传到收音机里面的。我的想象就是，他们录音就是爬到铁塔上面去录，我这样说他就乐，告诉我说，对，是。这个就是我对他工作的好奇和想象，从这里你也能看到，我对他的工作状态是完全不了解的。

记者：你父亲为什么不愿意你到他工作的地方？

马东：我从小就被父亲隔断了和相声接触的所有可能性，因为他是从业余相声演员转成专业的，可能是因为他是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业余爱好转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他应该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一代演员，终其一生他对于艺人这个词非常敏感，他特别怕别人说自己是艺人。因为那时候不像今天，歌星说自己是一个艺人，演艺人才。那时候说艺人，就是老艺人，是旧社会过来的，低人一等的，属于三教九流里面下九流的这么一种人。他其实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相声演员，很早就入党，1956年就是共产党员，他认为自己是党的宣传工作者、文艺战士，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所以他对艺人这个词特别敏感。也可能是因为这些，所以对于世家，世代都说相声，他可能是很反感的，他不见得是反感别人，他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家庭变成这样。他可能也看到了一些个———比如说相声世家的子弟，从小生长在这种环境里面，身上所带有的一些气质，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面熏陶出来的一些东西，他可能不喜欢，所以他隔绝了我和他这个圈子联系的可能性

记者：对相声你就没有好奇吗？

马东：有，我从小特别喜欢相声。因为无论再怎么隔绝，毕竟耳濡目染，会受很多很多的影响。我会喜欢看相声的书，听传统相声的段子。我记得小时候，小孩都缠着要大人讲故事，我爸没空理我，他那些同事，来家里玩的，我就缠着要给我讲故事，我印象特别深，比如李文华来我们家，我缠着要他给我讲个故事，他就会讲一个单口相声给我听，我现在知道这个单口相声叫《日遭三险》，是刘宝瑞的一个传统相声。你不可能不受这些东西的影响。我其实很喜欢相声，首先是它的表达方式，它那种语言节奏，作为语言艺术来说，他有很多高级的东西。我中学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听着相声睡觉的。就是每天晚上，拿一个录音机，放一盘磁带，听着睡觉。因为家庭的熏陶，我对相声从小就很喜欢，至少是一种爱好，很强烈的。但是我从小就知道，我爸是不可能让我说相声的，我也不可能从事这个职业。

记者：那时候你爸照顾你很多吗？你的伙伴怎么看你的父亲？你会为自己的父亲骄傲吗？

马东：我爸照顾我的时候不多，他不是那种顾家的人。我印象当中，一年12个月，有8到10个月他是在外地演出。小的时候，对父亲的骄傲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但是我的父亲包括我母亲，也一直特别警惕我身上的优越感———就是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所以你身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种优越感。我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是我的小学同学，到今天我们已经有30年的交情了，所有人都知道，不管是出去也好，到哪儿也好，他们是不提我父亲的，他们知道我有这个避讳，我们是有这个默契的。

记者：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你在旅途，或者在街巷，你会在喇叭里听到父亲的相声？

马东：经常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其实我父亲成名很早。他从1950年代进入广播说唱团成为专业相声演员之后，通过广播的传播，他就已经成名了，只是那时候很多人没有见过他。所以在“文革”前，他的知名度在全国就很高，中间经过“文革”的停顿，之后恢复，他又开始恢复创作和表演的时候，又开始被观众知道了，我父亲是最早通过电视被大家认识的相声演员。

毛泽东说，还是下去好

马东10岁时见到过侯宝林。

“那是在一个吃饭的场合。知道侯先生在那边，然后我爸的同事带我过去。

“我走到侯先生跟前，我叫声爷爷就躲开了。就是这样。这是我惟一的一次见到侯老先生。”

侯宝林在当时是什么样子，说了什么，马东已经完全没有印象。

对于马东来说，相声的世界其实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尤其是人。

“对相声作品我很熟，因为我家里爸爸收集了全套的侯宝林相声集，我对于相声作品从小就很熟，但是对于从事相声的人，其实我是非常陌生的。后来就是我爸的很多徒弟，很多学生我也几乎不熟悉。”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侯宝林和马季经常被请去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相声。那时候中南海有个小舞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较爱听相声。

记者：在1950年代，侯宝林和你父亲经常会被请到中南海说相声，这些事情你父亲跟你讲过吗？

马东：我知道的，我很小就听我爸讲。去中南海演出，我听说夜餐特别好，演出完以后，安排一顿包子吃，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一顿包子吃很难得。我爸觉得夜餐特别好。

他们那个时候经常去中南海，基本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能见到主席或者总理，毛主席爱听的是一些小段儿，娱乐性特别强的，因为他不想听那些思想性政治性特别强的，他爱听的尤其是传统段子中的那些小东西，他听相声就是娱乐。周恩来就更注重我父亲他们新创作的东西。有时候总理见到父亲他们会说，几个月没来了，去哪儿了？说是下基层去锻炼了，去农村。总理问有什么节目没有？拿出来听听。父亲就把新写的相声说给他们听，主席也会听，曾经听完了主席说：“还是下去好。”———这是我父亲受益终身的一句话。

记者：周恩来好像还会具体作一些指示，他对相声的表演似乎更关心。

马东：有一年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一场国际比赛，是中国八一队对朝鲜二八足球队，裁判员是朝鲜二八带来的，这场球是二比一朝鲜胜了中国，有少数球迷就认为不公平，就围在运动员退场的地方，有500多人围着起哄，就不让他们退场，就不让裁判员退场，警察出动维持秩序，客人们退出去了，这500多人不死心，跑到朝鲜大使馆门前闹事。这个情况被人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很恼火，那天正赶上父亲去那里给周总理演出。总理问了父亲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写一段相声批评一下这个现象，在每次国际重大比赛前广播一下，教育我们观众，我们输球不能输人，我们是个大国，马季你能完成任务吗？”父亲站起来说可以。总理说什么时候给我听？父亲说下星期。回到家，父亲就写了一个叫《球场上丑角》。一个星期之后见到总理，总理日理万机，头脑清醒得很，一见面就问父亲：我给你的任务完成没有，父亲说写了一个。总理说演给我听，父亲就和当时的搭档于树友表演，演完以后，总理说很好嘛。

记者：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没有别的政治家喜欢相声？

马东：有，像贺龙、陈毅，他们也喜欢。当时大家都建议相声演员改穿中山装，或者青年装、列宁装什么的，陈毅就曾经说过，还是应该穿大褂，不穿那个就没有意思了。他们俩也是父亲经常会在中南海的舞会上碰到的。

记者：据说是江青不喜欢相声。马东：她应该是不喜欢相声的。

记者：相声好像到“文革”期间就中断了。“文革”的时候，相声处于沉寂的时期。那时候，你父亲在做什么？

马东：父亲1967年结婚，结婚时就在挨斗，包括我生下来的时候，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当时的———比如说和侯先生一起挨批斗。挨批斗就是大家一起去蹶着，每天都是批斗会。大概一直到1969年年底，所有这些“牛鬼蛇神”全部下放到干校去劳动锻炼，他就被下放到了东北嫩江的干校锻炼。后来随着林彪的一号令撤到了内地，就是河南周口的五七干校，这两段干校生活加起来大概有3年多时间。按照我母亲的话讲，就叫生死未卜，就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活着回来，因为“文革”当中，这样的事情很难测，什么事情都能发生。他们在干校时，很多同行没有信心了，觉得这辈子不可能再说相声了，想着回北京以后去拉板车卖菜。

记者：据说侯家和马家有过心结，起因就是在“文革”的时候你父亲打过侯宝林先生。

马东：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因为我父亲不在了，他在的时候他不会说———就是社会上流传说我父亲在“文革”当中打过侯宝林先生，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社会上说我父亲在凤凰台的《鲁豫有约》里默认了这一点，这是绝对没有的，你可以拿《鲁豫有约》节目的原文来看，鲁豫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父亲说那个年代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当然有人会把它理解成我父亲的一种默认，但其实无论是相声界，还是相关的知情者，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我父亲打过侯先生，这种传言是事出有因的，不是说无中生有，但是这个传言起自哪里，现在大家讳莫如深，因为涉及到许多前辈，就是相声界也好，还是中国人也好，是尊重前辈的，尤其在事情过去之后，我们就不愿意再回过头来翻这些旧账。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父亲打侯先生，没有这回事。

记者：但是传言是怎么来的呢？

马东：我只能说，绝无此事。至于这句话是怎么出来的，我们心里面非常清楚，也不只是我们，有很多人心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也不必深究，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觉得父亲在《鲁豫有约》说的一句话是对的，他说“那是一个荒唐的年代，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人所做的荒唐的事”。

相声的死去活来

相声在“文革”后的复苏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四天，父亲就拿出了一段相声叫《舞台风雷》。”

马东对父亲的兴奋之情记忆犹新。“因为他是在家里写的，就是几天不睡觉，好像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用一段相声去讽刺‘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几天之内父亲就把《舞台风雷》的相声写完了。”

此后，讽刺“四人帮”的相声作品相继出现，《白骨精现形记》、《帽子工厂》、《如此照相》等等，相声成为荒凉的中国文艺最早被解冻的一只春燕。

随后有了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有了电影《苦恋》、《小街》、《天云山传奇》等反思文艺作品。

“其他艺术形式的完成，需要一个周期，只有相声最快，只要写出来，两个人一排，就出来了。”

马季重新被公众所熟悉是在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晚会，马季恢复在中国广播说唱团的创作工作。当时的“春晚”总导演黄一鹤找到马季说你得写一个东西，咱们搞一个晚会。这台晚会后来就由马季和唐杰忠主持，当时写了一个叫《成语新篇》，春节晚会就在广州的一个公园里举办。现场录制完拿到中央电视台播。那个时候是中国政治解冻的时期，社会在拨乱反正，共和国迎来新的春天，民众也再次发出欢乐的笑声。

记者：据说在“文革”，全国播出的惟一的相声是你父亲的《友谊颂》，为什么他的相声会允许播出？

马东：相声在“文革”中断了，就是“文革”的时候很少有相声，但是父亲的《友谊颂》意外地被允许播出。《友谊颂》是歌颂坦赞铁路建设的，歌颂中国帮助非洲兄弟修建坦赞铁路事迹的。那是1973年的作品，其实这个相声是在1972年就写出来，1973年录音的，这个相声在“文革”当中为什么能够出来呢，里面有很多机缘巧合。当时是没有相声的，当时我爸他们从干校回来之后，开始参加一些游园演出，五一、十一，经常在中山公园，或别的什么公园有游园演出，当时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拍记录片，拍游园的纪录片的时候，就拍到了父亲的这个相声。“文革”当中相声中断了那么多年，现在拍到了相声。当时那个新闻纪录片被拿给中央领导审，当时是姚文元负责审查，不知道是没在意还是怎么的，就审查通过了，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出现了相声。纪录片里出现的这个相声让整个文艺界闻到了一股新的气息——就是说相声可以有了。跟着广播电台就找来了，既然新闻电影制片厂能够播相声，我们电台就应该可以播，接着电台就开始播这段相声。因为那段时间对于相声来说，是一个干旱的年代，所以有一段相声出现，就会迅速传遍全国，那时候所有的电台都在播这段相声。

记者：还能记得父亲第一次出现在“春晚”上的情景吗？

马东：当然。那是1983年。第一届春晚。我父亲不光是出现在春晚，他还是春节晚会的策划人。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就找了一些成熟的演员，尤其是像我父亲这种创作型的演员参与创作，好像还有王景愚、姜昆等人。第一届“春晚”，我父亲承担了从策划到撰稿，到主持、表演，一系列工作。

那时候的“春晚”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正规，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严谨。它中间的过度和衔接都是由几个演员串的。当时父亲就是当一个联欢会搞的，没想到这个联欢会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历史记忆，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

记者：那时候是你父亲最繁忙的时候吗？

马东：其实他一直很忙。父亲从1956年进入广播说唱团，到2006年去世，他应该是忙忙碌碌50年，这50年当中，他的节奏就没有停下来过，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踩着风火轮至死，就是每天都是忙碌的，忙碌的一生，但他是壮年的一生，精力充沛，一直是处在一种创作和表演的兴奋状态，直到他去世前两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从来没有跟我这么说过，他说我老了。

记者：你父亲很在意别人给他的“大师”桂冠吗？社会称他“大师”，他自己怎么看？

马东：我觉得他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艺术生活能够得到某种形式的肯定，为之付出了一生。有的时候他会很看重荣誉，比如像“终身成就奖”，称他为艺术家，包括去国外，人家谈起相声的时候，称他为相声“第七代传人”，这些他很重视。但有时候他又会不在意，别人说这说那，他无所谓，他说我就是个说相声的。说你是大师也好，说你是相声的旗帜也罢，他其实不是很在意。他在意自己的艺术被肯定，准确地说应该是，他不太在意自己的位置，不在意自己在今天的相声界处在什么位置，但他在意自己付出一生的辛苦所追求的艺术实践被社会认可。

记者：在日常生活中他的个性和性情是什么样的？

马东：他的个性有两面性，第一，他从事这个工作，他是非常乐观的人，他是一个幽默感极强的人，这是他的天赋，就是看待世界，看待生活，他有他自己的角度，往往什么事他都能给你找到一个特别好玩的角度，看到什么，就把它描述出来，这几乎是他的职业本能。但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是一个不肯表达自己的人，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这么多年的艺术生活也好，政治生活也好，他承受了很多不理解和委屈，当然这是必然的，从那个年代过来，大家身上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东西，但是父亲是那种有什么事情都埋在心里的人，即便是跟家人，也不透露内心的隐伤。

记者：他会把什么样的事情忍下来？

马东：具体我不好讲，他自己也不讲，跟家里人也不讲，我们只能猜测。他的性格里面就是有特别内向的地方，有心事也不会透露。

记者：现在对父亲，你有没有感觉遗憾的地方？

马东：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艺术家，生命都是戛然而止的，作为一个艺术家，父亲在他人生巅峰时期，他的艺术生命戛然而止，应该说他是圆满的，他有50年的艺术生涯。但作为人的一生来说，我觉得他欠缺了15到20年的老年生活，因为今天的生活条件好了，今天的人很容易健康长寿，父亲缺少晚年的一段生活，他少了几年得享天伦之乐的时间，这是我的遗憾。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 榆 发自北京